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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歲月:40年前襄陽科技人才引進大潮實錄,大起大落堪比電視劇

發布時間:2019-05-17作者:xyqyfw來源:襄陽為興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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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襄樊火車站

  20世紀60年代的襄陽,極度匱乏科技人才,許多工廠面臨“來了活不敢接,接了活也不會做”的尷尬局面。七八十年代,襄陽大膽開啟了一次科技人才的引進大潮,引發了這座內陸小城劃時代的能級蝶變,推動襄陽脫穎而出,躍居當時全國十大明星城市之一。

  異軍突起的襄陽炙手可熱,而迅速騰飛的背后,卻蘊涵著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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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落后的襄陽

  缺乏工程師的現實困境

  從建國初期到上個世紀60年代,襄陽市居然沒有一個具備工程師資格的技術人員。當時市硫酸廠好不容易購進一套設備上馬生產硫酸,卻因找不到會安裝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一拖就是好幾年。還是后來從上海請來一位工程師安裝調試后才投產的。橡膠二廠也是因為缺少技術人員,只能搞幾年一貫制的大路貨,產品單一、質量低劣、大量積壓。結果廠里沒活干,工人只好外出打零工。大年三十,廠長還帶著職工在河灘挑黃砂,掙錢發工資。到了70年代初,襄陽市也只有掰著指頭數得清的4個工程師。

面對這種落后狀況,市委主要領導坐不住了,他們決定每一位市領導都要下工廠,駐點進行調查研究,拿出快速發展工業的辦法來。通過調查研究,市領導一班人深刻感到:一座城市要想發展,必須走工業化道路。沒有自己的工業體系,沒有工業發展帶動城市經濟的繁榮,就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城市。而市里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除了后來國家出于戰備考慮遷來的幾家軍工單位之外,本市幾乎沒有幾個能稱得上現代工業的工廠。大部分企業是公私合營、大躍進和后來調整中倉促辦起來的街道集體小廠,有些只能算是手工作坊。這些企業資本規模小、設備檔次低、工人素質差、經濟效益低。發展襄陽城市經濟,必須從招納科技人才,建設一支具有相當科技素質的人才隊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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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時代的襄陽

  然而,在當時高度計劃經濟的條件下,科技人才作為稀缺資源,國家在分配時首先考慮的是大、中型城市。高級知識分子、科技人才大都被計劃分配到了大城市和高層次的科研院所,哪里輪得上內地小城市?痛定思痛,市領導一班人下決心要尋找一條快速獲取科技人才的“非常”通道。

  到中科院大膽攬才

  1974年春節,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位政工干部到南漳來辦理妻子的工作調動事宜,他們所長托他途經襄陽時順道探望一下他在襄陽棉織廠工作的親侄女張改菊。時任市革委會主任的郝逢武正在棉織廠蹲點,聽說來了中科院的人,便一定要面見這位貴客。在交談中,郝逢武向客人談起本市工業發展缺乏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工業難以發展時,那位同志笑謔他們那里的科技人員在搞“逗劈改(斗批改)”呢。“逗孩子玩、劈柴生火、改善生活”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多了去了。雖是一句笑談卻讓郝逢武心里一亮,隱約覺察到一線機會和希望。隨后他立即找來當時的市科委副主任王運生,讓他和張改菊一起立馬進京,到中科院摸摸情況,看看有沒有愿意到襄陽來工作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在張改菊叔叔的引見下,中科院的兩位人事干部十分客氣,以中科院政工科名義,幫他們出了一個公開介紹函,拿著這個公開介紹函可以與中科院的各個研究所直接聯系。在他們到中科院各個所摸底當中,許多人甚至不知道襄陽是個什么地方,他們只好逢人搬出“諸葛亮”來,說那就是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的地方。有些人問“去那里工作有沒有啥優惠條件?”王運生一時無言以對,出發前領導沒給指示意見。情急之下的王運生說出一個讓自己都感到后怕的主意:“可以解決戶口,讓你們全家老小一塊調到襄陽去。”計劃經濟時代的戶口管理、人口流動幾乎是鐵板一塊,不提進北京工作,就是解決一個普通商品糧戶口都難上加難,所以北京的知識分子和工程技術人員夫妻分居和“半邊戶”問題十分普遍。王運生當時也是夫妻分居,最大的誘惑莫過于解決家屬戶口、子女就業問題,出此主意也算感同身受。他和張改菊在北京中科院系統秘密摸底,從春節后一直呆到“五一”,掌握了二三十個有投奔襄陽意向科技人員的基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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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襄陽市委書記曹野

  一石激成千層浪

  他們回來之后便把整個摸底情況向市領導作了匯報。時任市委書記曹野、市革委會主任郝逢武當即召集市委組織部、市人事局、市勞動局、市科委等相關單位負責人開會,專題研究人才引進問題,重點討論研究能夠提供哪些吸引人才的優越條件。最后定下一個不敢寫入正式文件的土政策:凡來襄陽的技術人員一律可以把家屬遷來,屬城市戶口的入城市,屬農村戶口的入郊區,但都吃“商品糧”。家屬隨其配偶住工廠、企業或機關,不參加生產隊勞動和分配,各種供應(包括糧、油、煤、肉、副食及工業品)與城市居民相同。35歲以下的家屬安排在集體單位作集體工,16歲以上的子女不下鄉,安排在集體企業或國營企業按“集體指標”對待。

  這一決定與當時國家政策和管理體制相左,存在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曹野擔心大家心存顧慮便拍板鼓氣:你們放手去做,出了問題我負全責!隨后,成立了工作專班,駐扎北京招攬人才。

  工作專班進駐北京后,先后和中國科學院人事局、北京市人事局、中央各部、北京各大型廠礦等單位協商,經征求單位、個人意見和條件審查,初步與323名科技人員達成商調協議,其中技術干部226名,技術工人97名。

  襄陽在北京以解決農村家屬戶口和提供其它優越條件招收技術人員的消息一傳開,工作組駐地水電部招待所的來人川流不息,許多單位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紛紛前來申請,要求調到襄陽工作,工作專班一時應接不暇。為了方便辦理商調和戶口遷移等手續,市里迅速協調組織部、勞動局、公安局等部門,一次開出空白“干部商調函”300張,“工人商調函”100張,農村戶口“準遷證”250張,科委介紹信100張,由人才招攬專班人員攜帶進京。為防發生意外,采用檔案袋密封包裝并加蓋“機密”印鑒。虛開此類證、函,在當時也屬違紀違規,可為了搶抓快速聚集科技人才機遇,市領導們不得不把個人的得失放在了一邊。

  襄陽率先打破戶籍和干部管理體制,猶如巨石激水,立刻在當時一潭死水般的人才管理領域掀起巨大波瀾。一時間上海、合肥、南京、西安、蘭州等大城市的不少科技人員紛紛給市委組織部來信要求調入襄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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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為襄陽引進人才一事題字

  頂著壓力“開綠燈”

  襄陽此番違反國家規定,擅自出臺優惠政策在全國各地挖人才的舉動,激起了不小的社會震蕩。意見很快反映到高層,引起中央組織部高度重視。1975年7月28日,中央組織部電告湖北省委組織部,對襄陽市采取非常手段招募科技人員的錯誤做法提出嚴厲批評,并指示省委組織部嚴厲查處。省委組織部要求襄陽地委協助調查,責令襄陽市做出書面檢討。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襄陽市委向湖北省委組織部呈報了“關于我們到北京活動技術人員所犯無組織無紀律嚴重錯誤的檢查報告”,承認在科技人才招募中一些違規做法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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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引進科技人才調動商函

  但求賢若渴的襄陽市委仍無法抵擋科技人才資源的巨大誘惑,一邊寫著檢查報告,一邊繼續兌現著引進人才時的承諾。引來的人才剛從外地調進時一時找不到地方住,市委立馬協調以市委組織部、勞動局、科委為主,從有關單位抽調人員組成專門接待班子,在襄樊飯店包了一棟房子,專供引進的技術人員中轉住宿,僅這項住宿費就花去5000元。市委市革委會還明確指示調來的這些技術人員包括家屬的搬家費等均由調入單位支付,這項費用達10多萬元,并指示市房管所把當時在解放路新建的一棟對外招租的6層新樓,全部優先分給引進的科技人員居住。每到一批科技人才,市委市革委會主要領導都會帶著相關用人單位的負責人前去噓寒問暖,積極解決他們來襄陽后的實際困難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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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為科技人才家屬隨遷辦理的準遷證

  據統計,1975年4月至1976年底,襄陽先后從北京、天津、上海、蘭州、西安、武漢等地引進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590人,隨遷家屬505戶計1883人,已安排工作的家屬和子女593人。暫時來不及安排工作的家屬就掛靠在王寨公社紅光大隊第六生產隊。當時本地群眾對此舉也是頗為不解、議論紛紛。從其中的一張大字報《一個奇怪的生產隊》,可以折射出市委市革委會兌現引進人才承諾所承受的壓力。大字報中這樣寫道:“這個隊沒有隊長,沒有隊委會,也沒有會計,沒有耕牛,沒有農具,也沒有一分地,沒有房屋,沒有社員。更不能為國家生產一斤糧食。這個生產隊只有戶口,沒有社員,因此被稱為‘社外戶’。她們都隨其家屬住在機關、工廠、學校,在國營單位或集體單位做工,吃的是國家商品糧。這個生產隊真是奇!”

  迫于國家政策體制的管束、人才流失單位的抵觸、上級領導的批評、當地群眾的不滿等重重壓力,承擔主要責任的曹野被調離并遭到批判。襄陽大規模招攬人才計劃,漸行漸緩而至中止。但是,襄陽人的誠信和對科技人才的熱情尊重,以及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打破堅冰的精神,已經在各地科技人才的心里打下烙印。他們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一股春天的氣息,這為后來再次激起科技人才大潮流聚襄陽奠定了重要基礎。

  巧花心思招賢才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隆重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大會上明確指出:“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從而澄清了長期束縛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理論是非問題,打開了長期以來禁錮知識分子管理體制的桎梏,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襄陽市委市政府的決策者們敏銳地覺察到這一春天來臨的信號,迅速再次啟動科技人才招攬計劃,成立了以時任市委副書記李世久、副市長嚴永昌、羅秀梅等市委、市政府領導親自帶隊的人才引進工作專班,奔赴全國各大城市,繼續實施優惠政策招引科技人才戰略。

  1980年,襄陽籌建毛呢廠,可設備到廠,無人會安裝,更無人會織毛呢。分管工業的李世久打聽到蘭州市第一毛紡廠技術力量好,便通過老鄉聯系,找到了甘肅省輕工局分管毛紡廠的局長,局長答應可以派20多個技術干部和工人前來幫助籌建,但前提是不能挖走他們的技術骨干。可臨出發前,這幫人員卻突然變卦,原因是聽說襄陽太熱,夏天墻面能烙面餅,沙堆里能烘雞蛋,夜蚊子兩寸長一個,“八個蚊子一盤菜,四個老鼠一麻袋”,怕適應不了不敢去。專班同去的一個同志很機靈,立馬解釋,我們那里也有人說你們這里冷的不行,是“風吹白眉毛(結霜),一摸耳朵掉,鼻涕成銀條,尿尿用棍敲”呢,那都是夸張的笑話。接著又找來幾個在襄陽工作過的蘭州本地人親自介紹襄陽的氣候和生活環境,這才打消了他們的顧慮。經過3個多月的緊張工作,襄陽毛呢廠設備安裝全部完畢,這些技術干部和工人還手把手地培訓和教會了當地的工人毛呢紡織技術。毛呢生產出來了,而且質量很好。其中有些技術干部和工人也愛上這座城市,主動要求留下來了。后來經過多方協商,落實了工作調動、戶口遷移。留下來的這些技術干部和工人成了支撐毛呢廠的技術骨干。

  市絲織廠剛上馬時,也是因為缺少技術人員,生產出來的絲綢都是次品,根本沒法賣出去。市里最后決定由時任市紡織局書記熊炳德帶隊,組織有關人員到北京絲綢廠以參觀學習為由,了解情況,尋機“挖”人。北京絲綢廠有關領導很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不僅全程陪同參觀,還主動對廠里生產和經營情況作了詳細介紹。這樣好是好,但繞不開領導,難以單獨接觸工人。于是向北京絲綢廠領導提議分散到各個車間、班組和科室管理一線學習。廠長信以為真,立刻做出了安排。去的同志抓住機遇,一個星期與不少技術骨干交上了朋友。特別是該廠副廠長王錫標,對絲綢廠管理、生產、銷售樣樣精通,人品和作風也很好,是個難得的管理型技術人才。當說服王錫標后,王錫標又向他們推薦了20多名技術骨干。怕一次報的人太多,影響大,便先提出調動7名。當與廠領導協商調人計劃時,他們的黨委書記十分吃驚:一下子調走這么多骨干,得向市紡織局匯報。

  時任北京市紡織局黨委書記李釗聽襄陽市的同志說明了來意后,很是感慨:襄陽重視人才很有名,我們首都有責任支持地方發展經濟。絲織廠報來的到襄陽去的7個技術骨干我同意了,如果廠里還有人愿去,又符合引進條件,廠里直接批就可以了。李釗綠燈一開,王錫標提名的20多個人報到廠里了,廠領導一個不漏都批了。這可不亞于把半個北京絲綢廠搬到襄陽!

  這批科技人員一到,王錫標便被任命為市絲綢廠廠長,一起來的其它技術骨干也都安排在各個車間的關鍵技術崗位。這些技術人才充分發揮了他們傳幫帶的作用,把一個新建的絲綢廠經營得紅紅火火。

  人才助推城市蝶變

  一場人才大潮,使輕工、紡織、印染、化工、制藥、建材、機械,甚至包括火箭研發、核物理人才在內的一大批精英從各大中心城市、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向襄陽涌來。據統計,1975年至1982年,襄陽市先后通過多種渠道,共引進各類科技人才和技術骨干2900多人。

  人才的引進、現代科技的注入,使襄陽工業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市委、市政府用這批引進的人才實行“母雞下蛋”式的快速孵化,帶動和組建更多工業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原有的工業完成了升級換代改造,一批屬于高科技領域的工廠、高新技術和高科技產品,在這些人才支撐下先后誕生。襄陽的影響力與當時的蘇州、無錫、常州、佛山等明星城市齊名,榮登全國中等城市十大工業明星榜首,并把這種領先地位保持了數年。

  襄陽市率先打破戶籍和干部管理體制堅冰,靠人才和科技助推城市工業經濟快速發展的做法,在當時的中國激起了巨大的波瀾,一下成為全國工業企業發展的先進典型代表,成為全國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多家報紙在頭版頭條連續刊發文章,高度評價襄陽重視科技、重視人才的思想與做法。1982年全國中小城市科技工作會議選在襄陽召開,襄陽市的經驗迅速在全國推廣。

  (蔡念文系襄陽市政協委員、襄陽市退役軍人事務局黨組書記、局長,姚景燦系襄陽市政協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研究館員,呂梅系襄陽市檔案局編研科科長、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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